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中国路径

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二〇二五年不仅是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更是检验中国经济韧性与治理能力的重要窗口。宏观层面看，外部环境动荡演变、地缘博弈加剧、全球产业链重塑；微观层面看，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地方财政压力累积、房地产结构性调整阵痛犹存。如何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系统化解重点领域潜在隐患，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必须答好的时代考卷。

要理解“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这一命题，首先需要厘清两个关键信号。一是“有效”二字，意味着不是一味“缩表”“收缩”，而是在守住底线基础上，更加注重方式方法的科学性、政策工具的精准性与制度安排的长期性。二是“重点领域”，突出的是“抓关键、控源头”，不是泛化“风险”概念、搞一刀切，而是在金融、房地产、地方债务、科技安全、产业链安全等关系全局的环节上精准发力。换句话说，二〇二五年的中国经济要在守风险底线的前提下，主动塑造发展新优势，通过统筹发展与安全，实现结构优化与信心修复的双重目标。

一金融风险防线从“被动兜底”走向“前端治理”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也是风险最易集聚、传导和放大的领域。二〇二五年要实现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关键在于从过去偏重“事后救火”，转向构建覆盖全周期的金融稳定长效机制。一方面，要强化金融机构“看门人”责任，提升资本约束与风险定价能力。通过完善差异化监管，将“影子银行”“通道业务”“高杠杆非标投资”等纳入实质性监管范围，堵住“明股实债”“资金空转”的灰色地带，使风险难以在体系内悄然累积。另一方面，要健全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对个别机构存在的流动性与信用问题，坚持“个案处置”和“刚性约束”并重，坚决防止“大而不能倒”“预期必兜底”的道德风险形成系统性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并不等于简单收紧融资闸门。在防控杠杆无序扩张的要维护合理充裕的流动性，对实体经济“精准滴灌”而非“一刀切限流”。通过发展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和绿色低碳项目，在“稳住金融”的同时为经济转型注入活水。某省曾通过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引导银行为专精特新企业设置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专窗，在控制风险前提下实现信贷余额和创新投资双增长，就是“稳风险”和“促发展”有机统一的生动注脚。

二房地产与地方债务风险的结构性出清与制度性重塑

房地产与地方政府债务，既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重点风险区，也是多重矛盾的交汇点。二〇二五年要做到有效化解，关键在于尊重经济规律，推进结构性出清，同时重塑制度约束。在房地产领域，要从“短期救市”思维转向“长期制度建设”逻辑。一方面，对合理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继续通过差异化信贷、税费优化、住房保障体系扩容等方式给予支持，避免行业“硬着陆”对金融和就业产生连锁冲击。要坚定不移推进“房住不炒”制度化，推动土地出让、开发建设、金融供给、住房消费等环节形成稳定预期，严控以房地产“明股实债”方式变相加杠杆，防止“旧风险未消、新泡沫又起”。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方面，要坚持“开前门、堵后门、强监管、建规则”的组合路径。一是通过规范举债渠道、完善地方税收体系，提升财政可持续性，让“有收入的支出”成为硬约束。二是分类施策，区别对待隐性债务与合规债务，对于重点地区的存量问题，采用延期限、降成本、调结构等多元化手段去风险，而非简单压缩公共投入。三是建立健全地方政府举债问责机制，严格落实终身问责和倒查制度，压缩“政绩冲动”和“寅吃卯粮”的空间。只有当城市建设更加注重投入产出平衡、长周期收益和成本评估，地方债务风险才不会在“换届—上项目—积债务”的惯性逻辑中反复累积。

三科技安全与产业链安全构筑发展的“硬支撑”

在全球竞争新格局下，科技和产业链供应链既是发展赛道，也是安全底线。所谓有效防范风险，不仅是避免“被卡脖子”，更是通过自主可控、开放合作和制度创新，提高整个体系的抗压与恢复能力。二〇二五年，中国经济需要继续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链韧性工程同步升级。一方面，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完善“产学研用”协同机制，通过科研院所深度参与产业链重塑，将更多创新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形成“技术突破—产业配套—市场扩展”的良性循环。要打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信息孤岛”，推动各地在产业分工上形成互补而非恶性同质竞争，避免由于过度抢项目、拼投资而埋下新的产能过剩和金融风险。

在某东部沿海城市的实践中，当地并未简单追逐“高大上”的前沿概念项目，而是围绕本地制造业优势，建设供应链金融平台和工业互联网底座，让上下游企业在统一平台上共享数据、协同订单和融资信息。这一做法一方面压缩了中小企业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用风险，另一方面提升了整个产业链的抗冲击能力。这样典型案例表明，加强科技安全与产业链安全，并不意味着“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通过开放共享和可控开放，将风险管在可承受、可监测、可预期的范围内。

四宏观政策协调与社会预期管理的系统工程

风险不仅存在于资产负债表上，也存在于社会心理层面。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国内结构调整的阵痛期，稳定预期、提振信心，本身就是防范风险的重要一环。二〇二五年的宏观政策，需要在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更加强调跨周期与逆周期调节的协同。财政政策要更加注重精准和绩效，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货币政策则要继续灵活适度，在保持整体稳健的针对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重点群体提供定向支持，避免因“信用收缩”引发连锁违约；产业政策要从“给优惠”转向“建环境”，更多通过营商环境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激发各类主体的内生动力。

政策沟通的透明度和前瞻性也至关重要。清晰、稳定、可预期的政策信号，本身就是对市场主体最好的“隐形担保”。当企业和居民对未来收入、就业、投资回报有稳定预期时，所谓“风险”就不再是笼罩一切的“灰云”，而是可以通过自我调节和市场机制部分吸收的正常波动。通过不断完善经济运行监测预警体系，把各种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提前发现、及早处置，在“防范于未然”的过程中，把系统性风险关在门外。

五从“事后救援”到“前瞻治理”的制度升级

从更深层看，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归根到底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二〇二五年的中国经济之所以强调“这么干”，实际上是要推动从经验治理向规则治理、从碎片化治理向系统性治理、从事后救援向前瞻治理加快迈进。通过不断健全各类基础制度，提升统计监测、信息披露、风险评估、应急处置等环节的专业化、法治化水平，让每一个环节都能对潜在风险形成“早识别 早预警 早干预”。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特别警惕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以“零风险思维”对待发展，对一切创新和探索“宁可不干也不能出事”，结果导致失去窗口期和发展主动权；另一种则是片面强调“先发展后治理”，在缺乏边界意识和底线思维的情况下，放任高杠杆、高风险行为野蛮生长。真正有效的风险治理，是在科学评估基础上的“可控风险”“合理风险”和“必要风险”，是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前提下的积极作为。

可以预见，随着相关改革的陆续推进，中国经济将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实践中，形成一套更成熟、更定型的治理模式。这套模式的核心，不是简单的“收与放”，而是在制度供给、政策执行和社会心理三者之间找到动态均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在保持稳定、纠偏失灵和维护公平中的重要作用。二〇二五年的中国经济，正是在这种“向风险要动力、在治理中育新机”的逻辑下，走向更加稳健而富有韧性的高质量发展轨道。